温暖的库-大库和库邻们的那些事儿

                                                                 撰稿:王甦

   

前言

你是否曾经梦想过这样的生活:清晨有人将百分之百绿色的牛奶送上你的餐桌,上午悠闲地捧着一本喜欢的书喝上一杯香浓的咖啡,中午与好友共享一餐定制的意大利美食,下午在一间环境优雅的艺术中心与艺术品进行心的交流,晚上与爱侣在放映厅里看上一场浪漫电影。而这一切都可以足不出户在家里实现。

 

你相信吗?这样梦寐以求的生活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它距离北京CBD只有十多分钟的车程。在北京图片创意产业基地(竞园)1号库里有一个特殊的“家庭”, 它的名字叫汇霖达库 (家人昵称“大库”)。在这里,七个“精神血缘”相近的邻居,都渴望在物质满足的基础上,过上一种更好的精神生活:他们希望文化在这里生根发芽,艺术在这里插上翅膀。

 

库邻们在北京的钢筋水泥森林旁边搭建梦想乐园,不能不说是一个壮举。然而,什么是他们大胆梦想的动力来源?他们的“库”生活又是什么样子?《写真地理》特邀库邻徐小明、Kalley和大尾讲述他们和大库的故事。


徐小明:寻找城市灵魂的导演

也许,很多国内的观众对于台湾导演徐小明的熟悉程度不如那位与他同名的香港同行高。但是,由徐导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十七岁的单车》、《青红》、《马背上的法庭》和《伞》,大家一定不陌生。与蔡明亮一样属于台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代表导演,徐导在艺术上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在生活中,他衣着随意,谈吐间透着谦和、细腻,完全没有大导演的气场。作为大库的始作俑者之一,徐小明和友人发起大库这一实体概念社区的灵感从何而来呢?

 

大库的构想

大库的构想源于一群台湾同胞对北京的热爱。徐小明解释说:“大库的英文名字叫Family de Cool,主要成员都是在台湾长大,后来不约而同来到北京工作、生活,并且爱上了这个城市。北京是一个特别的地方,人文上很多元化、也很精彩。”
 

但北京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却引发了他们的担忧。“特别是2000年申奥成功后,北京的开发速度更快了,而且发展基本上是以经济为导向。对一个城市来讲,这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把多元化的发展环境简单化。”对此,徐导很中肯:“也许,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但我们不能因为无力改变,而放弃改变它的心。”2004年,他和一些朋友在钓鱼台和欧洲某基金会做了一个可持续发展论坛,邀请了学术界、企业界以及联合国水力资源组织和国内环保局的官员参加。CNEX (库邻之一)为此次活动做了纪录片。他希望,通过这种形式把中国发展的过程记录下来,“如果更多人能够聚在一起,做的事情可能更多。”

 

“大库就是一个小社群的概念,我们希望把我们的小社群搞好。每一个小社群好,大社群才会好,国家也就好。我们是在一个很概念的地方,做一些很精神的事情。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方式的可能性。”

 

文化发酵基地

为了构筑大库这样一个精神家园,徐小明和朋友们一直在寻找一个特别的地方,用他的话说“希望是一个旧的地方,能够体现北京的记忆”。他们曾经在北皋和紫云轩看到一些很老、造型很独特的厂房,想租下来,作为工作和周末居住的地方。

 

后来,徐导又看到了竞园,也是一位库邻的摄影棚所在地,很快就改变了主意。“这里离市区特别近,从CBD开车只有十分钟。竞园原来是北京的棉麻仓库,没有污染,很干净。所以,我们几个朋友对竞园一见钟情,特别是它的故事。”徐导告诉我们,大库前面红色的楼是以前是一个月台,从清朝起就是棉麻铁路运输的卸货点,后来被拆掉了,很可惜。他们也曾跟竞园的业主沟通过,希望把竞园里面的历史遗迹拿出,作公开展示,让人们能够了解它们的过去。
 

大库仅仅选择一个悠久历史的地点作为家园还远远不够,更重要的是家庭成员如何发挥他们的作用。在成员的构成上,徐导也颇费了一番心思:“我们希望家庭成员能各自有专业,可以帮助家人处理各类事情,这是出于功能上的考虑。从精神的层面上讲,我们要找和我们有相同理念的人。原来我们只有四个邻居——电影人、摄影师、CNEX纪录片基金会和餐饮娱乐企业家。后来,丹德力、The Fooding Kitchen意餐吧和做有机奶及环保的公司万得妙加入,大库就变成了七个人的家庭。”

 

对于大库的功能,徐小明寄予厚望:“大库今后会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创造出属于这个地方的文化,从而形成一种感染力,并且发酵。”在大库的活动计划中, CNEX每周会做一两次纪录片展映,徐导也计划邀请国外大师每月就一个主题做影像方面的讲座,丹德力艺术中心每个月也会有一个主题活动。徐导称:“艺术是需要教育的。在大库,大家可以互相帮助,联合起来做这件事情。”

 

艺术乌托邦

除了作为文化发酵基地之外,大库也希望给生性敏感、脆弱的艺术家一个休整的空间。

 

作为一个做了二十年小成本艺术电影的导演,徐小明对艺术创作的艰辛深有体会。他指出,和商业片不一样,小成本电影需要耐心、时间和自己敏锐的触角。“中国的导演成长得很快,不少人获得了成功,但是他们能做到的也许不只现在这些。”徐导说:“如果我能够突破一个人的工作模式,也许能够帮助新生代的导演。我可以在不以目的为导向的过程中观察他们,让他们体会创造的过程,并逐渐成熟起来。”

 

根据徐小明的经验,成功会让一个人很快迷失,而且这样的案例还不少。他自己年轻的时候也曾迷失过,听不进任何人的话。“这种状态是很危险的,但是每个人都必须要经历这个过程。迷失的人需心理引导,帮助他们走出自闭的状态。这也是我想要做的工作。”
 

成功并不是艺术家成功路上唯一的障碍。商业的压力同样能够折断艺术家的翅膀。

 
“商业是相对残酷的,一切从利益出发,如果不能创收,就要牺牲掉你。而艺术的成形需要一个刻骨铭心的过程。如果不给艺术创作者时间经历这个过程,他们是创作不出什么的。”徐小明感悟道。

 

徐小明认识西安美院一位很有才华的学生。这个年轻人一毕业就到了北京,成为了签约画家,马上投入到艺术市场中去。但是,突然的转变,让他无法适应,两年里无法创作,后来只好回家帮父亲做工。

 

徐导说:“多亏了我们有丹德力这样一个好邻居。艺术中心可以为让这些受伤的艺术家提供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让他们慢慢恢复原有的艺术敏感性,重新找回创作的状态。城市的发展快不是坏事,但是可能以牺牲包括文化和艺术在内的很多东西为代价。但一个城市不能没有艺术和文化,因为它们是城市的精神。”
 

Kalley: “意外”扎根北京的蒲公英

库邻Kalley是丹德力艺术中心(大库西北角)美丽的女主人。双鱼座的她优雅、感性,周身散发着艺术气质。如果不告诉你的话,你可能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她的本行竟是律师。然而,丹德力的诞生也正是Kalley身体里感性的一半和理性的一半化学反应的结果。
 

落户北京

Kalley在台湾出生长大,后来移民美国,在加州一住就是二十年。2004年,由于工作的关系,Kalley举家迁居北京,踏上了这片她从小就一直向往的土地。因为父亲来自广东、母亲来自上海,所以她对祖国大陆的感情几乎是与生俱来的。

 

“移民”北京之后,Kalley像模像样地当起了北京人。她在新朋友的带领下,喝豆汁儿,啃板筋,探索各式皇城美食。京郊的野长城、风景区,她走得甚至比土生土长的北京人还要全乎。儿子被她送进了北京普通的小学,如今已是一口地道的京片子。Kalley对北京的热爱也让她和大库走到了一起。
 

邂逅大库

2007年,Kalley认识了徐导,撞见卫理的校友Ruby(徐导的另一半),并被邀请成为大库的邻居。当看到竞园西北角的红砖库房时,她毫不犹豫地决定建个艺术空间。用Kalley自己的话说:“起初,我觉得这只是个意外,但是在筹备丹德力艺术中心的过程中,我了解到这不是意外。”


Kalley在父母的熏陶之下,自幼喜爱艺术,在加州生活的日子里又与包括著名工笔花鸟画家赵秀焕等一批艺术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建立丹德力不仅是帮热爱艺术的父母圆了梦,也给了她的艺术家朋友一个期待。从事这样一份艺术工作也让Kalley得以修复由于当律师长年超负荷运转而“致残”的半边大脑。最重要的是,这个不是意外的意外,牵引着那一年经历“气候变化”的Kalley一点点走出了人生的谷底,鼓起勇气,从零开始,学习生活、学习爱。


“种”下蒲公英
Kalley对生活的热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蒲公英。其实,蒲公英也正是丹德力这个名字的muse。如果不是蒲公英的英文Dandelion已被注册,那么女主人也不会“屈就”使用Dandelion的变体Dandeli(译音丹德力)作为艺术中心的名字。Kalley创立丹德力的初衷就是让艺术中心能像蒲公英一样,把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吹进人们的心灵,带给人们情绪上的释放。“让艺术生活化,生活艺术化”是丹德力的文化理念。Kalley说:“每个人的第一次生命是上天安排的,但是第二次生命可以自己选择,就像选择自己喜爱的艺术品。在为收藏家寻找心灵相通的艺术品的同时,我也希望通过丹德力这个平台,帮助艺术家发展自己的创作方向。”

 

尽管梦想是美好的,然而实现梦想的过程往往充满了艰辛。将一个大仓库改造成三层500余平方米的艺术空间,Kalley花了八个多月的时间,脱了好几层皮。如今,提到丹德力,那些曾在装修期间和她一起灰头土脸地“视察”过工地的朋友们,都会由衷地佩服Kalley为打造这件精美的“艺术品”所付出的心血。艺术中心的每个细节都体现着她做律师多年形成的完美主义精神和不凡品位。大到由著名空间设计师萧孟逸(阿逸)演绎的室内空间:十米高墙衔接透明屋顶,随着时间的推移,光影的变化会投射在高墙室内的各个角落,创作出一幅幅大自然的艺术品。小到专业级的Bose音箱、精心编排的背景音乐、设计文字优美的宣传册、符合人体工学的座椅、雅致独特的插花和高品质的食物和饮品。在艺术中心里,访客可以随时随地感受到女主人的这份心思。

 

在筹备艺术中心的过程中,Kalley 的精益求精和爽朗乐观也帮她聚拢了包括徐导、Ruby、阿逸和大尾在内的一群因大库而结缘的朋友。这些朋友的帮忙使Kalley能够忙于两份工作,但仍快乐着。而Kalley也充分利用自己的法律专长,为库邻们排忧解难。如今,丹德力已有了自己的团队,签约艺术家的队伍也在不断壮大。自2008年5月开幕以来,艺术中心先后举办了近二十场主题画展和活动。2009年,Kalley还计划把更多不同类型的艺术家、摄影家介绍给北京热爱艺术的朋友们,并且举办生活系列的讲座,让大家可以从身体到心灵都健康、快乐起来。
 

3月份,一个专程从美国回来陪Kalley过生日的朋友问她什么时候搬回美国。她说:“我就在北京过了。原因有三:一是我已拿到北京的车本儿,而且给我冠了中国籍(不过我还得向山姆大叔交税);二是,我的鼻子今年开始过敏了,这表示我的身体已接受了北京的花粉;三是我要在跌倒的地方站起来,失败不可耻,就像成功也没啥可骄傲的。”

 

也许,五年前落户北京和两年前邂逅大库都是意外,但在不同时间点出现在Kalley生命中的朋友和丹德力,给了她扎根北京的理由。对她的朋友们,Kalley想说:“感谢你们陪伴我、给我力量,继续、实践蒲公英的梦想。”


大尾:玩儿 funky的烧肉人

大尾是意大利餐吧The Fooding Kitchen(大库东北角)的男主人。他出生在1979年的最后一天,勉强成了70后。也许是因为出生在这么一个临界的时间点,大尾身上兼具70后的靠谱儿和80后的不靠谱儿。

说大尾不靠谱儿,是因为不认识他的人,看他那样儿总觉得不太“正经”。衣服从来都是“乱”穿,一般都是带卡通或怪话儿的T恤加仔裤(裤子上可能还有他的涂鸦),脚上趿拉着人字拖或球鞋。而衬衫和领带是留给婚礼和葬礼的救命稻草。不光是穿着,这人说起话来也总是嘻嘻哈哈,带色儿的不带色儿的笑话一箩筐。大尾的幽默还从嘴里蹦到了墙上,在The Fooding Kitchen吧台背后的墙上,赫然写着“If you don’t want to be perfect, you come to the right place”。(中文翻译过来,就是“如果你不想做个完美的人,你来对地方了”。)对于大尾的标新立异、没正形儿和娱乐精神,除了英文的funky以外,实在难以找到一个恰当的中文词来概括。

 

可就是这么一个貌似不靠谱儿的人,倒是有着一份靠谱儿的事业。算上The Fooding Kitchen,大尾在北京已经有了三家餐厅和酒吧。另外两家,一家鼓楼东大街的Lucky Man酒吧,一家是南锣鼓巷的烧肉人。其实,这还不是大尾餐厅的完全列表,“干杯”日式烧烤在台湾就有6家,还有很多餐厅是他入股和朋友合开的。但是,说出来你也许不信,大尾在小学的时候,老师问他长大了想做什么,他的回答简单得不能再简单:“做个人就好了”。这样一个“没追求”的孩子是怎么入了餐馆的行,为什么能把餐馆做得这么成功?又是什么让他从台北大老远地跑到北京呢?一切还要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

 

很小的时候,大尾的父母离异,他就跟着妈妈一起生活。由于妈妈的经济条件不是很好,在家中排行老大的他从小就要学习独立,到餐馆打工,挣一部分学费。大学的时候,大尾就和几个同学合开了一家日式快餐,为了省钱,几个合伙人只好自己包办采买、配菜、厨师和服务生在内的所有工作。然而,打工的经历也让大尾下定决心在餐饮业打拼,并定下了日式烧烤为主、意大利餐为辅的发展方向。为把日餐做得更正宗,大尾特意到日本拜师学艺。学成归来,他就在台湾打理自己的餐厅。

 

2005年,大尾到上海来玩,朋友邀请他一起做餐厅,他就开了烧肉人。也是在这家餐厅里,大尾邂逅了北京籍女友,开始了闪恋——他们从相识到恋爱中间只隔了一天。再后来,这个被网友戏称为“台湾大情种”的男孩,为了心爱的她,毅然带着他的烧肉人搬到了北京。
 

烧肉人由此也就变成了一个以“爱”为主题的餐厅。这里依旧走着“尾”式funky路线。店里的装修基本没有,四壁漆黑,大尾自嘲是一家“黑”店。装饰是客人在墙上、窗户上、吧台上密密麻麻的留言。“舌吻十秒送牛舌”是这里的经典游戏:只要异性或同性接吻十秒,并将吻照贴在餐厅的墙上,就能获赠一份免费的牛舌。如今,烧肉人墙上的吻照已经有3000多张了,这就意味着大尾已经送出了3000多份牛舌。大尾说:“烧肉人在台湾叫‘干杯’,改名字是给北京的礼物,我想让它不一样。”虽然名字改了,但烧肉人延续了“干杯”的传统:每到晚上八点,有人带头喊“干杯”,在店里吃饭的人会互相碰杯,就像一家人一样。虽说是家“黑”店,但是烧肉人的员工可都有着一颗红心——他们总是面带微笑,服务友善贴心。“诚实”和“100%的付出”是烧肉人的信条。在这里,原料是很讲究的(比如牛肉是日本和澳洲进口的),烹饪是凭良心的,一盘不合格的菜绝不允许被端上餐桌。

 

做生意要赚钱,但是大尾却不想让盈利成为一种负担。所以,他不做高端餐厅,因为可能要面对自己不喜欢的客人。在商业和个性之间,他更希望做到后者。以前,大尾曾经说过:“做餐馆对我来说开心就好,赚钱是员工的事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也渐渐感到了作为老板身上的那份责任:“现在有一大群人要养活,我必须要认真。” 在这方面,大尾倒更像个70后。

 

加入大库以后,除了打理自己的餐馆,大尾又多了一项工作,那就是为库邻们提供配餐支持。The Fooding Kitchen 几乎成了丹德力御用的酒会和party冷餐厨房。每一次活动,大尾除了费尽心机开发菜单,还要亲自现场,手拿步话机,跑前跑后,确保每个环节不出纰漏。而看到Kalley的朋友客人对食物赞不绝口、十分享受的样子,他只会站在角落里憨憨地笑。如果是库邻自己操办家宴,大尾也耐心接受对方的电话“骚扰”,事无巨细地解答问题。他还会和对方反复强调,千万不要用西瓜,因为这会糟蹋了他精心挑选的泰婷哲粉红香槟。也许是真的热爱这份职业吧,和吃有关的事情总能把大尾从一个最不靠谱儿的人变成一个最靠谱儿的人。

 

还有8个月,大尾就将步入而立之年。他的朋友们坚信,年龄不会把这个吊儿郎当和一丝不苟得都如此可爱的大男孩改变,他还会是他——直来直去、简单快乐、真诚热情。烧肉人开幕时,大尾设定的目标是五年后把餐厅交给他的员工,自己隐退。可能,大尾不会真的退休,而是去玩儿别的好玩儿的。还是让我们祝他早日实现梦想,背着背包,去环游世界的好山好水吧。


后记    

大库给我们的启示在于梦有多远,心就能走多远。一个小小的社区看来微不足道,但人类许多伟大事业的实现却都源于梦想的力量。无论是文化发酵基地还是艺术乌托邦, 大库都提供了另外一种生活方式。

 

昨天,作为棉麻仓库的它,见证了北京纺织城的兴衰。今天,作为概念社区的它,承载着库邻们对“家”的憧憬。明天,它又将是什么?它又会给人们留下些什么呢?答案要由大库人去创造。

 

大库是梦开始的地方,但梦不能在真空里继续。大库虽为概念社区,毕竟不是虚拟的,要将这样一个实体维持下去,存在许许多多琐碎的问题。最初,库邻们聚在一起,都是被大库的魅力吸引。而这种依恋和幻想在经济和生活改变等因素的作用下,则可能变成误解和矛盾。如同婚姻和家庭,大库也需要经营,面对现实生活的种种考验,库邻们需要的更多是沟通、理解和关爱。就像Kalley说的一样,“角色随时间流逝的转变是自然的,共同的价值观是把大家系在一起的唯一纽带。”如果大家换种积极的视角,看到的可能就是另一种光线,希望那是温暖的阳光。

 

徐导的话或许可以给库邻们坚持下去的力量。“Family de Cool的建基不仅只是开始,相信会到永远。屋外轰轰作响,飘来阵阵泥味儿。不,是泥土香!真好,春雨。加油了我的家人,让我们享受这份老天给予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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